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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改重塑制药业版图 制药商持谨慎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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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5 09:07: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戴维•布瑞南(David Brennan)也许是飞抵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的第二故乡德克萨斯州,去发表美国制药业行业组织——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总裁的就职演说的,但他漠然说道,1年后的工作交接将安排在芝加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的老家。

  认同新的政治秩序是适时之举。上述两个事件之间的这段时期,在管理大型制药商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日常工作中,布瑞南将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他和他的同事需要准备应对奥巴马任内将推行的医疗改革带来的影响。

  布瑞南表示:“问题不再是‘如果',而是‘如何'发生。”这回应了其他制药业高管的想法——他们都在仔细审视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医疗改革计划。美国仍占全球药品销售的近一半。

  在奥巴马任内,他们将面对药品监管、定价和使用体制的广泛改革。这场改革发生之际,制药业正面临大范围的整顿,其产品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开发创新替代产品的能力遭到质疑。制药业很少出现如此紧张的局面,战略对策的选择也很少会如此复杂多样。

  在公开场合,制药业对改革计划一直持谨慎积极的态度。去年11月,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次日,如今由布瑞南任董事长的PhRMA就启动了一项先发制人的广告战,强调自己已经付出努力,让没有保险的人负担得起医疗,买得到药品。布瑞南称:“我们有潜力改善医疗系统。”他表示,制药业必须“用不同的药物来证明实际价值。”

  市场迄今一直不太热情。过去几个月,由于其销售状况相对能够抵抗衰退,制药业的表现一直好于其它多数行业,但随着奥巴马明确表示将推进医疗改革的竞选承诺,市场人气发生了转变。一些人预感到“希拉里医改”(Hillarycare)将重现,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幸的医改努力。

  这一次的现实状况更加微妙。投资机构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最近宣称,短期影响非常之小,“近似于每股收益的舍入误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认为实质性影响要到2011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他们转而强调了影响该行业将面临的广泛结构性压力。

  对制药商和患者而言,奥巴马的许多行动应基本上是积极的。他计划将医疗覆盖范围扩大至4700万没有参加保险的美国人。如果推行下去,这项计划应会增加就诊量,从而为医药业带来更多处方量。奥巴马已采取了一些初步举措来扩大医保范围——支持扩展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在现有700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基础上,再增加400万,为他们提供医疗。

  此外,作为最近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奥巴马每年将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额外拨款100亿美元,以启动更多学术工作。这将有助于鼓励协作,激发有关未来药物发展的创意。加上奥巴马要求迅速废除布什有关联邦资金用于干细胞研究项目的禁令,着重强调要找到癌症的治疗办法,美国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同样重要的是,在应用研究领域,奥巴马从刺激计划中专门拨出170亿美元,用于将患者病历转为电子格式,为更详细的医疗条件和结果分析提供了可能。另外110亿美元的“疗效比较”研究资金,将有助于找出现有疗法中的最佳方案。

  通过面向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和面向穷人的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等项目,医疗覆盖范围将会扩大,但已经占据了美国多数药品采购的公共部门的作用也会进一步加强。结果将导致政府议价能力得到提高。奥巴马的议案强制要求制药商提高向医疗补助患者所提供药物的折扣,从15.1%提升至22.1%。最新受到密切关注的是共和党人以前安排促成的一项医疗保险改革中的协议:美国政府不会直接介入价格谈判。
 定价压力还会以其它方式加大。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有争议的措施,引发了人们恐惧,担心在国外(包括邻国加拿大)售价更为低廉的药品,会以低于当前价格进入美国。美国市场上一些最昂贵的药品——治疗癌症的单克隆抗体等生物药——似乎将面临价格竞争。长期以来,辨别产品特征并安全复制这些药品存在困难,因而即使在专利到期后,制药商仍可保持事实上的垄断。

  欧洲监管部门两年前提出,科学难题可以攻克。奥巴马以此为榜样,承诺支持“生物仿制药”立法。这将首次为监管部门批准竞争者生产的低成本等效药建立一个框架。主要依赖生物药的安进(Amgen)等公司,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价格压力。

  疗效比较研究还可能引导美国顺应“卫生技术评估”的国际趋势,例如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进行的评估——基于疗效和成本,就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是否应批准某一具体药品提供建议。对于未能证明比同类药具有明显疗效优势的药品,这将增加压力。此外,无论政府以何种方式采购,美国私人医疗保险商都会施以更苛刻的条款,将他们认为疗效较差的药品从清单中去除,或要求患者直接支付开销。

  制药业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价格下降将威胁其投资和开发新药的能力。他们称,美国药价相对较高,反映了其它国家不愿承担研发成本。

  但这种看法遭到了质疑。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近期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药价比其它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高出50%。报告称,即使根据美国相对财富和营销成本较高进行调整,甚至假设整个制药业的全球研发成本都必须由美国承担之后,美国药品价格仍存在相当高的溢价。

  制药商应对压力的方式多种多样。所有的企业都在削减成本、外包生产和裁员。布瑞南表示,未来三年整个行业的裁员可能多达5万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证明,政治改革迹象也是企业合并的催化剂。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阿桑(Fred Hassan)表示:“我们信守战略计划,公司增长良好,但宏观环境变化改变了一切。新产品获批门槛不断提高,大宗官司越来越多。你必须更有耐久力,规模会有所帮助。”先灵葆雅最近同意由默克(Merck)以480亿美元进行收购。

  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威蒂(Andrew Witty)强调产品和地域配置多样化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更复杂的定价系统来反映新环境的必要性。该公司已在美国推出血小板生成因子类药物Promacta,每月药费3000美元,同时声称,相对于市场上已有的更昂贵竞争产品,该药存在治疗上的改进。他表示:“要适可而止。你必须在负担能力和全局观之间进行权衡。”

  威蒂代表着新一代制药业领导者,他们许多人有美国以外地区的管理经验,将采用新商业模式和扩大多样化的重要性视为生存秘诀。威蒂管理的不是大宗交易,而是补强收购,在他认为自己可以更好运作的地区,购买其它企业的品牌——从专利药到消费者健康产品。

  诺华(Novartis)选择通过多样化经营,来降低开发专利药的不确定性。该公司正在把眼保健公司爱尔康(Alcon)纳入自己多样化的资产组合中。4年前,通过收购德国的赫素(Hexal),诺华成为全球第二大仿制药制造商。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似乎也将效仿。

  其它公司更愿意坚持做专利药,虽然越来越强调拓展美国以外的市场和产品的多元化——从化学制药扩大到生物药和疫苗。布瑞南表示:“我们的重中之重是增强供给渠道。”他补充道,他更喜欢特许交易和只是小规模的收购。“我们更倾向于合作,而非合并。”礼来(Eli Lilly)持同样看法,但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生物基因艾迪克(Biogen-Idec)乃至安进(Amgen)等其它中型企业仍可能被拖入合并交易中。

  居中的是辉瑞(Pfizer)等公司。辉瑞是全球最大的制药商,在以680亿美元收购惠氏(Wyeth)后,近期改变了专注于创新药的战略。这样一来,在一些最畅销药品专利期满前,辉瑞就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一点时间,并有可能从成本削减中快速节省开支。辉瑞首席执行官杰夫•金德勒(Jeff Kindler)表示:“目前有一个绝佳的机遇。(美国医疗改革)最初肯定会让我们的开支增加,但我们需要有信心从长计议。”

  问题在于——就像沮丧的患者一样——好像几乎没有企业找到了长期有效的药方。对于向研究人员提供激励,效仿许多人曾供职的规模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的企业环境,已有太多的讨论。

  多数制药商正扩大与外部研究人员的合作,还有人谈到要加强与其它企业、学术界和监管机构的合作。布瑞南表示,他在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重点是确保制药业“参与设计医疗改革的议程”。不过,尽管刺激研发的进程和努力都在继续,但定价压力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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